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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错案成因之检讨与纠正
发布时间:2016年07月21日 08:39 文章出处:合山市人民法院

编号:

刑事错案成因之检讨与纠正

---以结果导向裁判方法的偏差为切入点

论文提要:

法律事实的隐蔽与法律规范的漏洞致使传统三段论逻辑推理行之无效,结果导向裁判方法以逆向的创新思维对此作了有益弥补,为刑事裁判实现了个案正义。英国实证主义学者麦考密克认为疑难案件的二次证立为结果导向裁判方法的最初本源,然而,实际上,结果导向裁判方法已远远超出疑难案件的二次证立而广泛应用于各种刑事案件的证立场合。囿于结果导向裁判方法“结果导向”的模糊性,人类共有的认知局限早已决定法官适用该裁判方法时难免陷入先入为主的经验主义而无法自拔,先入为主排斥二次校验加剧了结果导向偏差的演变,使事实真相与刑事裁判渐行渐远,最终导致刑事错案的出现。然而,先入为主只是结果导向偏差原因的肤浅表象,仍然与偏差的真实缘由距离甚远,笔者从刑事诉讼法学、心理学、刑法学及社会学维度深入挖掘,发现控方证据恒重、法官自身心理认知偏见、刑事司法过度的刑事政策化、非理性民意晕轮效应是导致结果导向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并提出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证据移送机制、构筑三道“心理防线”预防认知偏见、合理限制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化及科学归置民意这四个机制,以期对结果导向偏差的规制有所裨益。

全文共9987字(包括注释)。

主要创新观点:

一、从结果导向裁判方法的研究视角发现和防范刑事错案。刑事冤假错案的防范和纠正是一个关系司法正义的重要课题,本次司法体制改革亦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当前,理论和实践在此问题上大多是从证据学的角度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等机制以防范刑事错案的发生。笔者认为,除却外部原因,必然在主观内在存在导致刑事错案发生的因素,结果导向裁判方法存在于裁判的内心证成,其中的偏差隐蔽易被忽略,但却与刑事裁判的结果密切相关。

二、以多元角度看待结果导向裁判方法适用偏差的深层原因。先入为主的经验主义是在适用结果导向裁判方法时出现偏差的表面现象,从刑事诉讼、心理、刑法及社会学维度深入挖掘,发现控方证据恒重、法官自身心理认知偏见、刑事司法过度的刑事政策化、非理性民意晕轮效应才是导致结果导向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

三、有针对性地提出规制结果导向裁判方法适用偏差的对策。对结果导向裁判方法适用过程遭遇的偏差,从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证据移送机制、构筑三道“心理防线”预防认知偏见、合理限制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化及科学归置民意这四个方面有针对性地逐项提出解决的办法。

以下正文: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十次犯罪。

-----弗兰西斯·培根

引 言

古罗马法学家塞尔苏士曾说:法乃善良公正之术,也即良法本该惩治犯罪以倡导善良,然而,近年来,刑事错案像是被施予了魔咒般屡禁不止,一次次挑战法律的正义,在对法律体制提出质疑的同时,人们更多的还是关注刑事司法裁判本身。与人们想象所不同的是,大多数法官在对刑事案件进行裁判时并没有将三段论逻辑推理方法列为首选,而是采用结果导向的裁判方法。结果导向裁判方法为三段论推理作了有益弥补,实现了刑事个案的正义,但因其本身的局限性而造成刑事错案的现象不可忽视。结果导向作为一种裁判方法本身无可厚非,把握并控制导向的偏差才能发挥结果导向裁判方法的应然效果。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从源头上遏制结果导向的偏差,为刑事裁判正航,是破除刑事错案屡禁不止魔咒的必由之路。

一、个案引入:结果导向裁判方法酿造刑事错案?

(一)案件始末

19982月,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赵楼村赵作亮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叔父赵振晌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系被同村的赵作海所杀。19995月,村民挖井时发现一具无头且高度腐烂、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认为赵作海有重大嫌疑并将其刑拘。侦查期间,赵作海作了9次有罪供述。200212月,河南省商丘中院一审以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而判其死缓。20104月,赵振晌回到赵楼村。经核实,19971030日晚,赵振晌携菜刀到同村杜某家中砍了一刀赵作海的头部,因怕遭报复,次日凌晨带着简单行李和400元人民币骑自行车出走,在外以捡废品为生,因患偏瘫无钱医治回到村中。河南省高院再审后,决定撤销原审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

(二)结果导向裁判方法之案例解析

结果导向裁判方法,与传统三段论的论证思维方向相反,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首先凭借积累的法感筛选出较敏感的法律事实,以经验为基础对裁判的后果进行综合考量后,得出初步的裁判结果,然后回到现有法律中寻找能与初步结果相适应的法律规范,运用传统的三段论推理加以验证,同时通过法律解释等对裁判说理进行润色,最终形成裁判结果。

以赵作海案为例,法官审理该案时,凭借其所积累的法感筛选出几个敏感事实:1、赵作海与赵振晌两人有经济纠纷,案发前一晚因此发生打斗;2、赵作海在接受讯问时试图隐瞒打斗的事实;3、赵作海作了9次有罪供述;4、赵作海家人辨认,包裹尸体的裹尸布是赵作海家的;5、尸体高度腐烂,作了4DNA鉴定均不能认定死者身份。此时法官的第一反应是罪与非罪的选择:赵作海与赵振晌两人因经济纠纷发生过打斗,推定赵作海有杀人的犯罪故意,客观证据方面有赵作海本人的有罪供述,虽然DNA不能确认死者身份,但赵作海家人辨别裹尸布是其家里的,从生活常理推断是赵作海杀了赵振晌后用赵作海自家的布包裹尸体,在此基础上法官选择认定无罪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故对后果进行综合考量后得出赵作海杀害赵振晌的初步结论。思考尚未结束,法官还须以法律事实作大前提、刑法规范作小前提,对初步结论进行校验以形成外部证成,最终得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的判决结果。(详见图1

事实依据后果考量初步结论

文本框:校验,文本框:证成


大前提小前提逻辑裁判

1

(三)结果导向裁判方法偏差导致刑事错案

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官认为司法裁判始于他们面对案件时的模糊判断,因此传统三段论推理的作用实际上在于裁判所体现的外部说理,而非裁判的内部思维过程中,(1)这种结果导向型的思维实际上使得裁判结果已成为法律推理的“指南”而非“产物”。尽管这种裁判方法在刑事案件中为三段论推理作了许多有益弥补,但作为裁判的“指南”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的司法局限性,导向的偏差加剧了刑事案件准确裁判的风险。探究结果导向裁判方法的本源有利于对其在实践中的运行现状作检讨,进而寻找规制偏差的方法,以期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

二、明显冲突:结果导向裁判方法本源与异化

(一)探究本源---疑难案件的二次证立

结果导向裁判方法可被追溯至功利主义法学理论,英国实证主义学者麦考密克所提的“后果主义论证方式”。他认为裁判推理分为演绎证立和二次证立两个层级的证明过程,在演绎证立层级,司法裁判的论证推理单靠三段论演绎证明便得以解决;但当三段论演绎推理所支撑的前提尚需进一步证立时,还要进行第二层证立的努力。简易案件场合,确认的案件事实与有效的法律规范联接所推导的结论就是裁判结果。而在疑难案件中,法律规则的漏洞以及法律事实的隐蔽,导致常规思维行之无效,法官通过创造或解释新规制来搭建证立的桥梁,欲使其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则要进入另一层次的证立,即依赖某种标准检验裁决可能的逻辑后果,进行后果考量。(2)换言之,若某一案件事实能诉诸既存的有效法律规则,法官能直接从这一指向明确清晰的律规则推导出没有歧义的裁决,单一层级的演绎推理即可实现证立的充分,此为简单案件。然而,仅就法律规则而言,在具体情境中,会出现根本就没有可供使用的既存法律规则,或者法律规则模棱两可等情形,此时要实现演绎证立只能通过创造新的规则或对既存规则进行新的解释。(3)进而“在不能依据明确法律规则得出裁判结论,或者法律规则自身言之不详的场合,对后果考量再作判决实属必要。”(4)此时即为疑难案件,法官对此要做的将是针对案件情况创造新的规则或对现行的法律规则进行必要解释,而这些“新规则”或解释要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就必须进行进一步的证立,即二次证立。经比较发现,结果导向的裁判方法适用场合是有限的,仅仅存在疑难案件的二次证立中。除此之外,二次证立还承担着一个校验整体的功能,即完成以上步骤后,法官还需要检测大前提、小前提、裁判结论的逻辑推理是否符合三段论证成的形式要求,这个回头重新审视的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二)实证考量---先入为主的经验主义

实际上,结果导向裁判方法已远远超出疑难案件的二次证立而广泛应用于各种刑事案件证立场合。波斯纳认为法官不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而是有兴趣爱好和利益追求的人,法外因素会塑造他的司法前见,直接影响他对案件的回应。(5)鉴于此,法官在运用此方法时,容易身陷“先入为主”的经验主义进而排斥二次证成,形成了该方法的实践异化现象。

1.经验不足的先入为主

经验丰富的法官可以凭借直觉准确得出裁判的初步结果,这对进一步的证成大有裨益。然而,由于近年来我国基层法院年轻法官队伍不断壮大,理论功底深厚但缺乏办案经验的问题凸显。刑事诉讼程序决定在办案的过程中,侦查部门提供证据而呈现出的案件事实是审理刑事案件法官主要判断依据,此时经验不足的法官容易以侦查部门提交的证据为主而对案件事实情况“先入为主”,凭借直觉对刑事案件有了初步的判断,这种情况的危险在于,侦查部门提交的证据真实、充分则使裁判事半功倍,一旦出现证据“人为充分”时,裁判结果的客观公正将无法得到保证。

2.先入为主排斥二次证成

运用结果导向的裁判方法难免与先入为主沾边,但结果导向的优越性在于思维的另一个高度即二次证成的校验,只有完成了凭直觉得出初步结果和三段论的二次证成这两个步骤才是完整的。而结果导向裁判的方法难度在于,第一步凭直觉得出初步结果和第二步三段论逻辑推理的校验之间应当是完全脱节的,就像编辑与校对一样二者之间不能为同一人,要求对自己的同一思维逻辑贯穿的同时又要求完全脱节,这显然是苛刻甚至难以做到的。法官首先凭借直觉所判断出的案件事实已经占据了主导,此时要求裁判者抛弃先得到的结果而进行“纯粹”的三段论推理以校验初步结论无疑是一种自欺欺人。

三、症结解惑:结果“导向偏差酿造刑事错案原因之多维透视

“即使这个司法制度是很好的,致使某人可能被错误判刑的几率仍然高达 99.5%”。(6)刑事错案的成因错综复杂,除却司法制度本身,显然仍然不能完全归咎于结果导向裁判方法,但“在对结果的考量和运用时并不是完全任意的,除了要满足可行性、可欲性的要求之外”,法外的标准最终会影响裁判结果,可见在运用结果导向裁判方法进行结果考量时,由于“结果”受诸多运用规则以外的因素所羁绊,导向随即出现偏差,刑事裁判结论势必受到影响。表面上看,结果导向的偏差是先入为主的经验主义所致,究其根本必然有深层次的内在原因。

(一)刑事诉讼法学维度----控方证据恒重导致偏差

弗洛里奥将错案分为两种:一是司法机关用确凿的材料推导出错误的结论;二是司法机关运用问题材料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结论。(7)第一种情况是主观上的法律逻辑推理错误所致,第二种情况则是客观上事实认定的证据依据不实所致。实践中绝大部分刑事错案都是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所依赖的证据基础出现错误,剩余极少数是法律推理逻辑错误而导致,以刑诉法修改后所纠正的错案为例,笔者仅搜索到一件关注度较高的刑事错案是由于法律推理问题而导致的。按照刑事诉讼规则,法官在庭审时认定的事实依据就是控方所收集的证据,自身角色定位决定了控方势必偏向有罪证据的收集,而法官在对事实作认定时所采用的是逆向的思维方式,对事实的认定本来就有困难,加之对控方的过度依赖,容易出现重视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的失衡现象,在难免的人类共有的认知局限性上再加入人为因素的羁绊,加重了法官对事实去伪存真的难度,偏倚有罪证据成为法官的唯一选择,在此基础上做出有罪的错误裁判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心理学维度----法官自身心理认知偏见导致偏差

法官个人的认知水平对案件的裁判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而认知偏见是客观存在的一种主观心理现象,在裁判思维的过程中极为普遍。道格拉斯·W·贝斯黑莱姆认为,认知偏见,是“一种人们对身边事物持有的观点或信念,虽然这种观点或信念未经检验,或检验结果与实际真相相距甚远,甚至与逻辑推理所得的结论相悖,但人们却像信奉真理一样将其当做事实”(8)。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其他普通人,都偏好从一开始就确定某种观点,并尽可能寻找信息来支撑这种观点,而不是去反驳它,这种倾向即证实中的偏见,(9)认知偏见直接影响法官进行案件裁判时对新证据的心理接纳。如在张氏叔侄强奸案中,由于死者王冬指甲里的 DNA鉴定结论做出之前,叔侄二人已经作了有罪供述,故一审法院没有采纳该鉴定,理由是该鉴定结论“关联性不足”。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后来的证据足以推翻先前的结论,顽固的预设判断仍然占据了绝对优势,可见法官内心的偏见难以克服。人们具有固守自己预想的假设的偏好,即通常说的先入为主,这导致人们常常选择与其假设最接近的解释而忽略其他证据,观察事物时受先前假设的影响而拒绝保持中立,或评价事物时直接选择有意误读,这种导向偏差将直接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

(三)刑法学维度----刑事司法过度的刑事政策化导致偏差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指的是,在制定与适用刑事规范的过程中,参考刑事政策并将其作为刑事规范的评价标准、指引和导向。(10)学者将其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化和刑事司法政策化,前者是指在制定刑事法律的过程中将刑事政策纳入立法范畴,使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得以反映,后者是指在刑事司法适用刑法的过程中以刑事政策为指导。我国分别在1983年、1996年、2000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严打”斗争,有效打击了犯罪,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也因此带来了错案频发的负面效应(见图2)。(11)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的引导具体表现在各种考评指标的制定和实现当中,如为打击经济刑事犯罪,相关部门对此制定“合同诈骗罪案件的年度裁判数额指标”,面对此类考评指标,法官在审理涉及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边界模糊的疑难案件时,出于对指标结果的考量,法官内心偏向入罪的可能性较没有考评指标时更大,这种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回应加剧了结果导向的偏差。

2

(四)社会学维度---非理性民意晕轮效应导致偏差

随着我国司法公开的进一步推进,人们获取信息和发表言论的空间得到扩展,在关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民意容易受个别舆论的感染而盲目跟风,从而影响甚至决定司法裁判,例如浙江高院维持一审死刑判决的“吴英”案。对此现象,目前公认的说法是“民意绑架了司法”,这颇有司法独立地位受威胁的意味。为将导向偏差的原因阐述清晰,本文将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限定在审判独立的前提内讨论。理性表达诉求有利于法官全面了解案件事实,但非理性表达诉求的现象却不在少数。如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在湖北高院发现疑点而要求重审时,“受害人”即佘祥林妻子的娘家亲属通过发动200多名群众联名上书的方式多次到相关部门上访闹讼,要求平息民愤,快速处决佘祥林。即使法官具有绝对的审判独立地位,但面对众多人为被害人伸冤的情况,正常人会产生“有那么多人为被害人鸣不平,说明相信佘祥林妻子被杀的人是很多的”这种想法,下一步自然而然会想到“佘祥林杀了妻子的可能性很大”,此时思维的天平已经倾斜。以上的思维过程清晰地反应了在强烈的非理性民意面前,法官可能会忽视原始的案件印象,进而偏向某一强烈信息,最后产生结果考量的偏差。

四、策略应对:结果导向裁判方法“导向”偏差之控制

无论是适用何种裁判方法,在推导结论时都应以事实和法律为前提,但结果导向裁判方法中的“结果”在被考量时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而“在法律思维过程中决定法律人判断的法外因素在增多,”(12)如受社会心理学、刑事政策、民意等的影响,模糊了导向的视线,降低了裁判结论的准确性。尽可能消除外在因素对“结果”的消极影响,才能最大限度防止导向的偏差,以确保裁判结论与公平正义相契合。

(一)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证据移送机制

为避免法官偏倚有罪证据、轻视无罪证据而加重结果导向的模糊,应建立“以庭审为中心”指导思想下的证据移交机制,这亦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进诉讼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一是控方应全面收集和移送案件证据。由于“认定犯罪的顺序与犯罪的发生顺序刚好相反”,(13)也即法官认定一个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顺序是先从犯罪结果所依赖的证据再到考察行为的主观驱动,而犯罪发生的顺序恰好相反,故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托。控方的分工角色致使公安、检察普遍存在偏重对有罪证据的收集和移送,而忽略收集、移送无罪证据的情况,甚至“侦查人员提交的证据就成为‘清一色’的有罪证据。”(14)对此,控方应在庭审前严格按照刑事诉讼规则全面收集和移交证据,以避免偏重有罪证据,弱化无罪证据,甚至隐匿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而加重法庭对入罪的先入为主,使法官在对疑难刑事案件进行结果导向考量时无法准确做出评判致使错案的发生。二是控、辩双方应于庭审质证结束后同时将证据移交至法庭。尽管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恢复实行全案卷宗移送制度,但这种做法会让法官形成预断,在一开始就完全接受了控方的有罪控诉,这不但陷入“笔录中心主义掣肘”的境地,还造成控方有罪证据“近水楼台先得月”,使法官对结果导向的预设向控方倾斜。对此,有学者建议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采取起诉书一本主义,法官开庭审理前只能看到起诉书,庭审时才能对证据进行阅卷。笔者建议,为防止先入为主,应借鉴一本主义的做法,开庭前检察机关只需向法院提交起诉书,在庭审开始时法官仍按照诉讼程序对控辩双方的证据进行“倾听”,待质证完毕后控辩双方再移交书面证据到法庭,这样能确保审判人员的内心确信主要形成于法庭审理,而不会提前偏向控方。

(二)构筑三道“心理防线”预防认知偏见

对于客观存在的认知偏见,波斯纳认为弥补比彻底消除更为有效,而笔者认为,正如卡多佐大法官所言,生活中法官们一直在同一些他们无法命名的力量(如遗传本能、传统信仰、后天确信)进行较量,这些力量将会决定他们的裁判是什么样子的。(15)对于这些看得见的问题,可以通过构筑以下三道“心理防线”进行事前预防认识偏见,以减少导向的偏差。

1.坚持以法益衡量为思维原则(16)。基本主旨是以部门法的价值秩序为基础,评判此种利益与彼种利益谁更具明显的价值优势;因位阶相同而无法比较时,则应转而考量受保护的利益受到影响的程度;最后,仍应具体遵循比例原则。具体而言,一个判决往往涉及诸如隐私权与知情权此类的多种价值或利益的冲突。当法益位阶相同时,法官要评估可能为的几种判决分别会对不同法益所产生的后果,若某判决所涉及的牺牲较小,则说明此判决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更好。以法益衡量为思维原则,可有效预防自由心证的恣意,尤其在疑难案件中,对后果的法益进行考量后再据此作判决实属必要。

2.遵循从当事人的具体利益到社会公共利益的递进考量方式。当事人的具体利益、集体利益、制度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等组成利益的有机整体。利益的层次内在属性决定了法官在进行利益衡量时的思维规律:当事人的具体利益是起点,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础,综合衡平集体利益和制度利益,从而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如成都飙车案(17),公安机关首先考虑到的是被害人生命健康的具体利益,但本案被侵犯的法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即社会公共利益,按照递进的考量方式,社会公共利益显然超越了当事人的具体利益,此时应从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为逻辑起点进行结果的考量。

3.注重经验法则的指引。由有经验者汇总关于事物的包括常识的和专业的因果关系或性质状态的知识或法则,为经验法则。在认定法律事实时,法官首先仍应基于专业知识对犯罪构成予以评价,囿于法律推理的局限性,在专业路径行不通时,则应回归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因果关系或性质状态。依靠经验推导出的待证事实与多数人的生活习惯更为贴切,从而避免法官个人的内心偏见占据主导形成偏离大众习惯的判断。

(三)合理限制刑事司法的刑事政策化

国家针对某一时期的犯罪态势制定刑事政策以引导刑法规范有目的的实施,从而达到预防、打击犯罪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刑事政策可以完全替代刑法,无论刑事政策如何调整和影响刑法的运行,刑事政策都不能逾越刑法的藩篱。(18)笔者认为,法官在对刑事案件进行结果导向考量时,应秉持以下规则以限制刑事司法过度的刑事政策化。

1.刑法保护社会机能的有限性原则。刑法社会保护机能有限性就是使犯罪罪责与刑罚大小相对应,谦抑理念始终贯穿于刑事规范中。而刑事政策追求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有效性,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协调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应坚持刑事政策的制定须以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为原则,在刑事政策指导所制定的公安机关的破案效率、检察机关的结案时效、法院的内部结案均衡率等绩效考评指标面前,法官审判案件时需保持头脑清醒,以刑法规律为具体考量导向,不能片面追求行政效率而牺牲刑法谦抑属性,否则,法律属性导向会出现偏差。

2.设定不利于被告人扩张解释的边界。“刑法的正义性要求,我们应以罪刑法定为原则,尽量避免或减少应以犯罪论处而不以犯罪论处现象的发生。”(19)据此理论,刑事政策常导致刑事司法滥觞着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不可否认,刑事政策的灵活性弥补了某些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刑法概念,但刑事政策的灵活性并不等于任意性,法官在对结果进行考量时,应兼顾刑事政策维护国家、社会利益的需要与个人权利的保障。(20)如在对非法经营罪的扩张解释进行结果考量时,应受“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明确规定所制约,限定该罪的开放性解释在裁判推理中的恣意。

3.落实刑事政策中出罪规定的援引。受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难得出现的出罪或非刑罚化规定,能在刑事实务中被援引落实的知之甚少。如多数法院在处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时,(21)只要发生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事实,就不问被吸收资金的去向如何,一律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罚,使出罪规定形同虚设。法官在对案件进行裁判证成时,应将入罪、出罪的刑事政策全面纳入第一层级考量范围,或者将入罪、出罪的刑事政策作为二次证成校验的标准。在结果导向证成时充分落实对刑事政策中出罪规定的援引可以有效防范对案件进行结果考量时的思维偏差,当然,这种思维习惯的形成有赖于根植内心的刑法谦抑理念。

(四)科学归置民意

有学者认为为防止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判决结果考量时会受到民意的侵扰,应将法官与民意完全隔离,然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笔者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民意都有其复杂的成因,存在不一定合理,关键是如何科学归置民意,以发挥积极的结果考量效用。

1.兼听民意。一是法院内部通过利用论坛、官微或是其他热门网站与民众进行互动,并以此作为浏览重点,及时关注涉及本院及相关热点案件的报道。二是对个案合理引入民意,对于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法官应通过启动民意吸收,除了对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进行民意隔离外,随机选取以行业、文化水平、居住环境等为考量因素的人员进行民意调查,以过滤过度集中的非理性民意成分。如此做法可以缓解膨胀的民意表达压力,减轻非理性民意对案件结果考量的恣意闯入。

2.区分民意。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同时须客观分析并制定理性与非理性民意的标准,有助于法官采纳理性民意。如在诉求内容上,与案件定罪、量刑的主观和客观因素有关的都是合理的诉求,反之,强调国家赔偿、请求处死或释放等超出当时刑事诉讼阶段的要求等不符合法律规律的内容即非理性的诉求。在表达方式上,通过正常途径到立案、信访部门口头或提交书面诉求的为理性,而通过纠结不知情群众采取拉横幅、喊话、围攻法院等偏激行为表达诉求的,实践已经证明是非理性的。

3.采纳民意。经过客观的甄别后,法官要做的就是剔除非理性民意,合理采纳理性的民意到结果考量的范围内。在对民意进行结果考量时,首先应恪守法律底线,不能为了化解民意的压力而放弃对刑事案件最初的法律结果评判,特别强调的是,司法之外的社会民众情绪绝不能作为对加害方从重处罚或从轻处罚的依据,除非还有其他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存在。(22)

结语

结果导向裁判打破三段论逻辑推理的传统,对刑事司法实践而言是一种有益创新,不管承认与否,结果导向裁判方法已悄然成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法官自由心证的主导。在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对结果导向裁判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尽管实践和理论对结果导向裁判方法的评价褒贬不一,实现刑事个案公正与导致刑事错案并存,但在这个开放的课题中,我们仍应辩证地看待问题,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大胆吸纳结果导向裁判方法到刑事司法裁判中。在适用结果导向裁判方法的场合,导致刑事错案的根源在于“导向”的偏差,那么,导向偏差得以有效规制之时,便是刑事错案消弭之日。



(1)周舜隆:《司法三段论在法律适用中的局限性》,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第6页。

(2)张文臻:《结果导向的司法裁决思维之研究》,载《博(硕)士生论坛》2012年第6期,第30页。

(3)张庆彦:《法律适用中的后果考量》,载《法律逻辑与法律思维——第十七届全国法律逻辑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20097月。

(4)【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5)【美】波斯纳:《法官如何思考》,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6)【加拿大】肯特罗奇著:《错案形成的原因及其救济》,李哲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2 页。

(7)王永杰:《论错案的概念》,载《法治论丛》2008年第6期,第23页。

(8)【英】道格拉斯·W·贝斯黑莱姆:《偏见心理学》,邹海燕、郑佳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页。

(9)【美】肯尼斯·R·福斯特、彼得·W·休伯:《对科学证据的认定——科学知识与联邦法院》,王增森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3 页。

(10)黎宏:《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5 期,第14页。

(11)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错案为样本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第6页。以1994年后发生的案件为样本,可以看到刑事错案主要集中在1996年、2000年严打期间。

(12)陈金钊:《法律人思维中的规范隐退》,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1期,第21页。

(13)张明楷:《案件事实的认定方法》,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2期,第16页。

(14)何家弘:《当今我国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2 期,第12页。

(15)【美】本杰明·卡多佐: 《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3 页。

(16)【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17)富家子弟蒋佳君醉酒后驾驶一辆 “悍马”制造了一起连环撞车事故,并肇事逃逸,造成一死五伤。警方以涉嫌“交通肇事罪”为由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但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醉酒驾车、超速行驶、连续冲撞的“疯狂”行为,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后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准逮捕蒋佳君。

(18)陈兴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 年第4 期,第5页。

(19)张明楷:《普通法条、特别法条的确定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20)孙国祥:《论司法中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6期,第24页。

(21)最高人民法院2010 12月《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的资金,可以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22)罗薇:《民意与司法应对》,2014年湘潭大学博士论文,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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