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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适用排除性问题研究
发布时间:2016年08月05日 17:51 文章出处:

编号:

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适用排除性问题研究

论文提要:

我国累犯制度经过不断的完善,逐步与国际接轨,目前,我国已经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评价制度,但在实践中,由于前罪存在一罪和数罪以及可能跨度被告人十八周岁前后时间节点的情形,导致在对未成年被告人所犯后罪认定是否为累犯时出现了争议。本文以实践中所遇到的适用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除外制度时所产生的认定分歧为切入点,发现与总结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未成年人累犯除外制度时所遇到的诸如二次犯罪中前罪跨度十八周岁生日时是否属于累犯排除的情形等一系列问题,以现实案例引入,通过思考与分析未成年人累犯制度在排除适用时遇到认定的难点,依据未成年犯罪保护与惩罚理论,通过法意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并且结合犯罪罪数理论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类探析,从不同视角论述未成年人犯罪在不同情形下如何适用累犯排除制度,以期对司法实践中的累犯认定问题有所裨益。(共9977字)

主要创新观点:

一、 从罪数的视角研究未成年累犯适用存在的问题,

并进行归类总结,为类型化分析打下基础。笔者在实践中遇到涉及未成年犯罪因素的案件累犯适用存在困惑,且不同案例所涉及的问题并不一致,而就该问题尚无系统性的研究。笔者研究具体案例,发现罪数种类的不同影响到未成年累犯的排除适用,笔者认为,未成年累犯排除性适用时存在以下四种情形:一罪非跨度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一罪跨度十八周岁的情形;同种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跨度十八周岁的情形;异种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跨度十八周岁的情形。

二、根据归纳的不同情形分别进行论述,依据未成年犯

罪保护与惩罚理论、罪数理论,并运用法意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各种解释论进行论述,结合实践案例进行论述,论证不同情形下未成年累犯如何适用,加以归纳总结,并尝试建立适用规则笔者认为,未成年累犯排除性之适用规则为在符合一般累犯罪质要件、刑度要件、时间要件的前提下:(一)被告人年满十八周岁以前犯一罪的,对成年后犯罪行为的认定不适用累犯情节;(二)被告人所犯前罪为一罪,且持续跨度十八周岁生日当天节点的,对成年后犯罪行为的认定不适用累犯情节;(三)被告人所犯前罪为同种数罪且数个行为跨度十八周岁前后的,成年前后犯罪数额相差较大的,以数额所占比重大的部分认定犯罪性质是否为未成年人犯罪;不以数额认定的或者成年前后犯罪数额相当的,成年后犯罪可达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适用累犯情节;(四)被告人所犯前罪为异种数罪且数罪行为跨度十八周岁前后的,分别考虑十八周岁前后罪刑度:(1)年满十八周岁以前所犯罪被判处拘役,成年后所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对现成年后犯罪行为的认定适用累犯情节;(2)年满十八周岁以后所犯罪被判处拘役,对现成年后犯罪行为的认定不适用累犯情节;(3)对于年满十八周岁前后之罪数罪并罚的,成年后所犯之罪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认定适用累犯情节。

以下正文: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和推进,国家司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法律修改、更新的频率加快,许多新的制度得以确立。其中,将未成年人犯罪从我国传统的累犯适用制度中排除,被称为是我国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保护方面重大进步的标志,实现了未成年人刑事权益保障制度与国际的接轨。[1]但是在该制度确立并运行后,在司法实践具体适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理解与适用上容易出现分歧,如在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制度中是否要求前后二罪均为未成年时所犯之罪,二次犯罪中前罪跨度未成年到年满十八周岁时是否属于累犯排除的情形等问题都存在不同的意见,以致在认定累犯时出现不统一的做法,认定的不统一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性与权威性。在实践中该制度的运行是否实现惩罚与保护区别对待,是否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因而有必要从未成年人犯罪的视角对累犯制度加以探讨。

一、未成年人累犯排除之认定疑点

累犯,是指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情况。[2]作为量刑的情节,累犯是一种特定的再次犯罪的事实;作为量刑的对象,累犯是指特定的累犯人。[3]《刑法修正案(八)》在原有累犯制度上新增加“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但在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除外引入之后,则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实务界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遇到了疑惑,出现了争议。由于犯罪行为多种多样,时间跨度也各不相同,有瞬间可以完成的犯罪行为,也有持续一段时间才完成的犯罪行为。有一人犯同种数罪也有一人犯不同种数罪的情形,要将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作为排除适用累犯的主体,就可能产生了跨度十八周岁年龄段的犯罪认定累犯的问题,部分犯罪属于未成年时所犯,部分为成年后所犯时是否符合可以不适用累犯制度的规定,或是一律认定为累犯,这就是新制度引入后产生的问题。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2013年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1215人,涉及跨越十八周岁前后作案以及涉及数罪并罚的人数为34人,占总未成年案件数的25%2014年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1212人,涉及跨越十八周岁前后作案以及涉及数罪并罚的人数为55人,占总未成年案件数的41.7%。未成年犯罪案件跨越十八周岁犯罪案件所占比例不小,那么这部分罪犯再犯时就会涉及跨度型累犯的认定问题。

(一)一罪非跨度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

未成年 18成年后


前罪(抢劫)后罪(抢劫致人死亡)

[案例一][4]李某1993120日生,在十六周岁时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年满十八周岁后于20135月又因抢劫致人死亡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若经法院审理查明该被告人确实构成犯罪,此种情形下法院是否该对被告人李某的累犯情节进行认定。

(二)一罪跨度十八周岁的情形

未成年  18成年后

前罪(非法拘禁) 后罪 (抢夺)

   [案例二]张某1992520日生,在未满十八周岁前一天非法拘禁他人,持续到张某满十八周岁后一天,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27月又因抢夺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审理中围绕张某是否符合《刑法修正案(八)》中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除外的情形产生了分歧。

(三)同种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跨度十八周岁的情形

未成年  18成年后

盗窃(二次)盗窃后罪(入户抢劫)

   [案例三]李某1992105日生,在其已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时共二次实施盗窃得5000元,于2011112日(已年满十八周岁)实施盗窃一次价值1500元物品,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37月又因入户抢劫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若经法院审理查明该被告人确实构成犯罪,法院是否应当对李某适用累犯从重处罚情节。

(四)异种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跨度十八周岁的情形

1未成年   18成年后

盗窃(拘役) 抢夺(有期徒刑)后罪(强奸)

[案例四]李某199356日生,在其已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期间实施盗窃一次价值2000元,年满十八周岁后于20137月又实施抢夺,前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数罪并罚一并执行上述刑期,20155月检察机关又以李某涉嫌强奸罪提起公诉。法院在审理强奸罪时,是否应当对李某适用累犯从重处罚情节。

2未成年  18成年后

抢夺(有期徒刑)盗窃(拘役)后罪(抢劫)

   [案例五]李某199356日生,在其已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期间实施抢夺行为,年满十八周岁后于20137月又实施盗窃,前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后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被数罪并罚一并执行,20155月检察机关又以李某涉嫌抢劫罪提起公诉。法院在审理抢劫罪时,是否应当对李某适用累犯从重处罚情节。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犯罪行为具有不特定性且种类繁多,有瞬间可以完成的犯罪行为,如盗窃、抢夺等,亦有持续时间较长的犯罪行为,如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枪支等犯罪行为。[5]未成年人犯罪的累犯是否适用的认定不但要满足一般累犯的罪质要件、刑度要件、时间要件等,还需要考虑前罪行为所处的时间点。司法实践中犯罪主体所犯之罪有可能并不是单一之罪,有可能一人犯数个同种性质的罪行,也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内犯数个不同种性质的罪行,这也使得罪数处于不同形态时存在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又与在适用累犯时的十八周岁节点有冲突。罪数理论有一罪与数罪之分,一罪又有法定的一罪、实质的一罪、处断的一罪之分。不论是一罪还是数罪,都有跨度十八周岁的情形。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有关累犯情节是否适用时,无论前罪是无跨度十八周岁的一罪还是跨度的一罪,亦或是跨度十八周岁的同种数罪和异种数罪,由于在该制度的规定与对其理解上的差异,存在法律适用的困惑。而个案与个案之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一刀切地排除适用累犯情节或者适用累犯情节加重处罚,都可能造成对犯罪行为的量刑不准,影响判决的公正性,又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累犯排除制度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笔者对实践案例进行类型化分析,将上述案例所代表的类型进行归纳,对不同情形下遇到的适用盲点进行分类并进一步提出适用思路。

二、一罪非跨度型之适用

一罪非跨度型在本文中指前罪的犯罪行为发生在十八周岁以前且未持续跨越十八周岁节点,后罪发生在该被告人成年以后的情形。“适用累犯时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的表述究竟是指犯前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还是犯前后罪时均不满十八周岁,解释的不同会导致适用结果截然不同,即在以文理解释的方法解释我国未成年人累犯排除制度的规定时,会得出复数结论。[6]在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争议时,追寻制度本身应有的价值,有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依据国家监护权理论、社会连带主义理论以及刑法个别化理论,古罗马法确立国家具有国家民众监护人的地位,对于国民,特别是家庭监管不力的孩子,国家有义务监管。后英国将其继承吸收,形成了“最高监护人”的衡平法理论。[7]排除未成年人犯罪的累犯适用是正是“国家亲权说”发展的结果,对未成年人从轻处罚,以便让其能顺利回归社会,从而实现恢复性司法的目的。累犯一律排除缓刑的适用,对后罪的评价是相当严厉的,曾有美国学者作过缓刑对未成年犯影响因素大小的研究。据了解,该研究对年满十六周岁至十八周岁之间年龄段的约一千二百名未成年犯进行跟踪调查,将其分为四组,一组为缓刑组其余分为非适用缓刑组。最后的结论是适用缓刑的未成年犯重新犯罪率远远低于非适用缓刑的未成年犯,且适用缓刑的未成年犯在日后的做事刻苦度以及对人态度的转变上要优于非适用缓刑组的研究对象。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20121月至20156月判处缓刑的罪犯人数重新犯罪率为2.3%,而判处监禁刑的罪犯重新犯罪率要远远高于此数字。可见缓刑矫正对于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而累犯的适用直接影响到缓刑适用率。

案例一中的被告人是否被认定为累犯,对于被告人后罪的量刑增加幅度有着重大影响。抢劫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亡。本案情形可判处有期徒刑,根据本地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规定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在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对于认定为累犯的,增加基准刑的幅度在10%-40%,按此计算,案例一中的被告人若被认定为累犯,最多增加刑罚量可达五年。对一罪非跨度型犯罪的适用累犯的量刑情节,大大加重了处罚力度,且此种类型属于最为常见的累犯认定情形,大量的此种情形被评价为累犯,是对未成年犯罪累犯排除性规定适用范围的缩小,从而限制对未成年犯的保护,同时使得打击面过宽,且对于此类行为人的处罚力度过大。十四岁至十六岁的人仅对八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若要前后罪都发生于未成年时,必然会出现前罪服刑完毕后大多数人已接近十八岁或是年满十八岁,两罪均发生在未成年时的可能性较小,使得未成年犯累犯排除制度应有的作用无法发挥,使该制度流于形式。另外,诸如俄罗斯就在其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了此种情况下可以不构成累犯。因此,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时犯罪,成年后且五年内再次犯罪时,考虑前后两罪只有都在成年后犯罪的才有可能认定为累犯。

三、一罪跨度型之适用

一罪跨度十八周岁累犯除外情形主要是指前罪为持续犯且犯罪行为持续跨度在年满十八周岁这个节点两端,如在案例二中被告人所犯前罪为非法拘禁罪,具有一定的持续时间,犯罪行为一直从未满十八周岁持续到成年,属于继续犯,是指作用于同一对象的一个犯罪行为从着手实行到行为终了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处于继续状态的犯罪。[8]此种情况下,被告人所实施的前犯罪行为从未满十八周岁一直持续到年满十八周岁后,跨度十八周岁生日当天这个节点,是一种特殊情况,亦是实践中是否认定累犯的争议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犯罪排除于累犯的规定,就是为了避免给予未成年被告人过于苛刻的刑罚,以便区别于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犯的社会危害性,遵循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原则,只要前罪的审判程序是依照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认定符合未成年累犯排除性规定,不宜认定为累犯。对于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存在例外情况,并不能一概而论。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案制度没有确立的情况下,适用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不一定都是未成年人犯罪,如在共同犯罪中,主犯可能是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但从犯在犯罪时却可能已经年满十八周岁,而二被告人同案一并作为未成年犯罪案件来审理。[9]此时,我们对于此情况下该从犯的累犯认定时显然不能排除性适用。此外,如窝藏罪的行为人、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行为人、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行为人等均属于继续犯,继续犯为一个犯罪行为,且自始至终都针对同一对象、侵犯同一法益。根据十八周岁前后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持续时间来确定前罪是否为未成年人犯罪则难以客观评价该犯罪行为,可能会对后罪适用累犯加重情节增加了不确定性。本为一罪的犯罪行为由跨越十八周岁前后行为总体评价构成犯罪,如非法拘禁罪的立案标准以时间计算应当至少达到二十四小时,或者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等,而将一行为分为十八周岁前与十八周岁后两个阶段,则有可能某一阶段达不到二十四小时或者没有殴打情节,该种情况下,分裂的看问题有可能导致出现不构成犯罪的裁判指向。刑罚与犯罪应当对称。[10]综合以上观点,依据国家亲权理论[11]及继续犯的性质,故该种情况仍应对前罪按照未成年人犯罪认定,成年后所犯之罪即使符合累犯一般规定的仍应认定为累犯的排除情形。

四、同种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跨度型之适用

未成年犯罪

数额无数额或数额相当

圆角矩形:数额所占比重大的部分认定全案犯罪性质

被告人未满十八周岁时实施两次盗窃行为未被发现,年满十八周岁后又实施一次盗窃行为被抓获,查实三次盗窃的犯罪事实,这三起盗窃行为侵害同一种法益,行为人实施同种数罪,按照刑法罪数理论应当作为处断的一罪来处理,对上述三次盗窃行为应当进行一次总体评价,而非数罪并罚。此种情形我们称之为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12]被告人连续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性质相同,犯罪数额以总数额来认定。有观点提出,以其中年满十八周岁后犯罪事实来认定是否符合累犯条件,考量连续犯的重复行为中成年后犯罪部分是否符合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若符合则该罪以成年人犯罪来评价,对于后罪认定时适用累犯加重处罚,反之则排除累犯的适用。另一种观点提出,连续犯可以看成式多个因而得一果,而在考虑时可以区别看待这多个因,“一果”的判决结果包括了十八岁前后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总体评价,以成年后所实施罪行占的量刑比例来考虑,比较十八周岁前后的刑罚量,以较大比重的罪行来认定此“一果”是否属于未成年时所犯。上述两种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实践中连续犯中可能存在犯罪的既遂、犯罪的未遂、犯罪的中止状态,犯罪数额也不相同。对于连续犯跨度十八周岁这个节点时,应以完成形态所处时段为标准,来判断是否符合《刑法》第六十五条累犯的例外情形。

在认定时可充分结合个别化理论与刑法的谦抑性理论。累犯适用排除与否影响到对不同法益的损害与保护。确立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累犯的规定,是人本主义的体现,过量的刑罚并不能有效减轻犯罪压力,而用较少的司法资源实现罚与教的最大化效果,将未成年人犯罪排除累犯适用,可以有效减轻对未成年人犯罪惩罚的严厉程度,使得保护力度加强。虽然未成年人犯罪的反复并不代表其主观恶性程度,但对其保护不是庇护,亦不是放任,任何保护都应当是有限度的。如在成年以前因多次抢劫被判处刑罚,成年后且在五年内再次抢劫并致人死亡与十八周岁前后多次抢劫被判处刑罚,成年后且五年内再次抢劫并致人死亡的情形应当是不同的,前一种情形考虑到虽多次抢劫,但均发生在其未成年时,未成年人认知能力有限且心理上处于不稳定状态,易受外界影响,主观恶性不能与成年人相比较,因而在认定抢劫致人死亡时排出适用累犯情节是该规定对特殊犯罪主体保护性的有力体现。而后一种情形,作为虽有部分抢劫行为发生在未成年时,但前罪中亦有抢劫行为发生在十八周岁之后,其主观恶性与社会危险性与未成年时犯罪有着本质区别。从《儿童权利公约》[13]可以看出,国际上通行的认定成年人的标准是以十八周岁为节点的。[14]我国法律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独立意识,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在年满十八周岁后仍然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比未成年时要大,若对此种明知是恶而为之的行为一律作为未成年犯罪在累犯认定时予以排除。挽救与惩罚,虽是矛盾的,但也是统一的,在制度构建运行时,坚持挽救与惩罚相统一,才能充分体现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对于连续犯,以数额定罪处罚的,一般以构成犯罪基本事实确定起点刑,再以总的犯罪数额减去犯罪构成数额计算增加的刑罚量;若以次数确定量刑起点的,以增加的次数计算增加的刑罚量。笔者认为可以结合上述两种观点的思维方式综合考量,对于以犯罪数额定罪量刑的案件,可以结合考虑该被告人在未成年时所犯罪的数额与成年后所犯罪之数额的比重,若未成年时所犯罪之数额比例在全案总数额中占绝大部分,可以考虑该被告人所犯之罪时为未成年人犯罪,而成年后所犯之数额相对全案比重较小,由此认定其社会危险性应当不同于成年后所犯数额较大时,此时的社会危险性较小,仍应当保护该被告人,给予其改过机会,在认定后罪时不应当适用累犯评价。而当十八岁前后所犯之罪数额相当,或者不以数额确定量刑时,可以使用逆向思维,结合原判决主文量刑及分析成年后所犯之罪部分单独评价时能否达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可以结合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重新对成年后犯罪情节予以考量,若明显可以达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认定其社会危险性较大且犯罪主体已经超出保护的年龄界限,在后罪的评价时应当认定为累犯评价。

五、异种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跨度型之适用

本文所提及的异种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跨度十八周岁的情形指被告人所犯的前罪为跨越十八周岁节点的数罪,未满十八岁之前犯一罪,年满十八岁之后实施另一种或者多种犯罪行为,后数罪并罚。社会连带主义理论认为个人犯罪是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个人不是孤立的,除去个人的主观因素,社会意识、家庭教育及监管程度、他人的影响都是作用因素。[15]犯罪之人所犯罪行并不能完全归于个人,应从限制社会诱因入手,因而其反复罪行不宜一律认定主观恶性深重。世界上诸如法国、俄罗斯、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均在其刑法典中规定了未成年前科消灭制度。[16]因而符合一定条件下未成年犯可以消除其前科,前科的消灭致使累犯当然性排除适用。前科亦可以消灭,那么对于数罪型累犯的认定,符合一定条件下,应当排除适用,特定条件应当符合公正性、利益性。

异种罪名的数个犯罪行为,其实质就是罪数理论中传统的数罪,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构成二个或者二个以上的罪名。实质的数罪可以从犯罪构成上区分,每个单独的行为触犯了不同的罪名,构成犯罪的本身是可以分别处罚,因而在累犯的认定时,前罪是数个异种数罪的情形下,可以独立审视每个犯罪构成,考虑是否与后罪成立累犯。如案例四中,李某在其已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期间因实施盗窃一次价值2000元,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年满十八周岁后因抢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执行完毕的五年内,尔后因涉嫌强奸罪被起诉,笔者认为,前罪为数罪时,需要分别考虑十八岁之前犯罪与十八岁后犯罪的严重程度,从主观恶性与认定可操作性考虑,此“严重程度”可以累犯的刑度要件为参考,是否达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未成年时所犯之罪是拘役,而后为有期徒刑,符合一般累犯的构成要件,可以认定为累犯。而案例五中判处有期徒刑之罪在十八岁之前,年满之后为拘役,十八周岁以前所犯之罪虽为有期徒刑以上,但根据前文所述,仍应认定为属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而年满后之罪为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不符合累犯的刑度要件,因而不能认定为累犯。关于数罪,我们还应当一并考虑另一种情况,若前罪是跨度十八周岁前后的均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异种数罪执行并罚的情况,又应当如何认定。异种数罪由于数罪并罚而出现在一个判决之中一并处理,对于二次犯罪认定累犯时,之前的数罪并罚也一并包括在前罪之中,而在前罪的一个判决中实际是判处了两个罪名而合并执行。笔者认为,应当分别考虑数罪并罚之前各罪所应当判处的刑罚量,若数罪并罚之前,年满十八岁后的故意犯罪行为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仍然应当考虑适用累犯评价后罪。

六、特殊累犯之适用

上文提及的是一般累犯适用问题,那么对于未成年人是否可以构成特殊累犯。特殊累犯的成立需要满足特殊罪质要件,是对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三类特殊罪行的特别规定,但对于刑度要件没有限制,无论后罪发生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构成特殊累犯。我国刑法在第六十五条关于一般累犯的规定加入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而刑法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时增加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情形,对于构成特殊累犯的主体并没有明确规定。从文理解释的角度看,就某一规定的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时应当适用,我国刑法第六十六条没有限制构成主体,因而文理解释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符合三类特殊的犯罪的,没有间隔五年的时间限制,再次触犯这三类罪名的,应当认定为累犯。

成文法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式要件的缺漏,未成年人是否可以成为特殊累犯的构成主体,可以允许符合罪刑法定的扩大解释。[17]从我国整个刑法体系看,我国刑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应当从轻处罚,关于累犯的规定中,在一般累犯情形下,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可以排除累犯适用,亦是对累犯制度整体适用思路的规定,刑法六十五条与六十六条应当结合起来一并理解。[18]刑法解释在不超越国民预测性的情况下应当是可取的。从法意解释来看,构成特殊累犯的罪行是关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大罪行,未成年人受诱因影响,可能会盲从参加类似犯罪行为,但以其头脑发育程度,自身缺乏社会经验与人生阅历,谈不上具有主动的反国家反社会的意识,而特别累犯打击的重点在于当犯罪行为直接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时,重点保护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因而再次犯这三类特殊罪行时不需要时间间隔的限制。对于特殊累犯所涉及的三类犯罪,把未成年人犯罪的纳入构成主体,会扩大惩处的范围,使得累犯的认定会大量增加。据统计,涉及国家安全的罪名、恐怖活动罪名、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名分别是12个、2个、3个。通常涉黑案件人数众多,如2014年全年共审结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315件,判处罪犯2227人,平均每件多达7人。[19]无论运用体系解释还是法意解释目的解释,在可预测范围内的扩大解释是允许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排除特殊累犯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的累犯排除性规定是中国法制发展的体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法律人奋斗的目标,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制度层面,我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正不断地积极探索,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适用累犯的规定被写进《刑法》,正是我国法制发展的体现。然而,每一项新制度的确立,都需要经历实践的检验。虽然未成年人犯罪排除适用累犯的规定已经有法可依,但在司法实践中各种情形千差万别,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具有复杂性,既有年龄的交织与跨度,又有罪数的形态变化,这就使得在未成年人犯罪的视野下认定累犯的方法和方式不能一概而论,在法律的框架内,结合刑事立法的精神与处理原则,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摸索中总结行之有效的方法论,逐步减少分歧,统一做法。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制力与辨别力,易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易被他人鼓动而实施犯罪行为。对于这类人,不能因其一次失足便永远否定,根据未成年人的自身特点设置未成年人犯罪排除累犯适用的制度正是出于挽救的目的,但同时仍应保持应有警示作用,在具体适用时,不应让法律失去应有的威慑力,不能让“未成年”成为一切犯罪行为的保护伞,要预防未成年犯再次成为不稳定因素。希望我国的未成年人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未成年累犯排除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创新,能切实发挥其保护与惩治的双重作用,既给迷途中的未成年人提供最有益的帮助,又不放纵犯罪,真正实现未成年累犯排除制度的价值。



[1]《刑法修正案(八)》在97年修订的《刑法》的基础上增加了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除外的规定,表述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页。

[3]累犯制度包括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二者在构成要件上有所不同,法律后果是一样的。传统一般累犯制度要求被告人所犯的前罪与后罪必须是故意犯罪,由于相对于故意犯罪来说,过失犯罪一般是出于盲目自信或者疏忽大意,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所以规定,如果前后两罪中有一罪为过失犯罪,就不符合累犯的构成条件。构成累犯还要求前罪和后罪分别都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如果只是被判处拘役、管制则不能构成累犯。累犯制度是一种对被告人较大主观恶性、社会危险性的从重处罚,相比较初犯而言,五年内再犯量刑较重的故意犯罪,被告人无视法律的主观恶性应被更严厉的量刑所提醒,符合累犯情形的不得适用缓刑、假释。

[4]注:根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规定及裁判文书上网规定,本文案例涉及的被告人均使用化名。

[5]杜开林:《非典型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除外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第29页。

[6]马生安、周永军:《刑事裁判中权衡现象的分析与治理》,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7期,第73页。

[7]胡春莉《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8]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1页。

[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条: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

(一)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二)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并被指控为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被告人的,或者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审理,由人民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

[10](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1]泽登俊雄:《世界诸国的少年法制》,成文堂1998年版,第1页。

[12]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13] 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第一条规定:“为本公约之目的,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

[14]胡春莉《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15]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16]张奕:《未成年人刑罚从宽制度相关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17]蒋超、艾军:《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规则探析》,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15页。

[18]纪演娟:《未成年人适用累犯制度之剖析》,载《净月学刊》2014年第1期,第105页。

[19]最高人民法院编:《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法律出版社,20154月第1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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